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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是人人赞赏的事情,裸捐是更值推崇的义举。

  可是,假使一只小母鸡,在她还没成人——不,还没成年——的时候,我们就豪夸她献出羽毛供人们做鸡毛掸子的“盛事”,结果会怎样呢?毛是拔出来了,献出来了,可是这只鸡将来能不能下蛋,那就两说了。第一种可能,根本不能下蛋;第二种可能,本来可以一天下一颗蛋,结果变成三天下一颗蛋了;第三种可能,她在冬天里冻死了,再也没蛋可下。

  刚刚步入市场经济、远远还没有登上全球舞台的中国企业或中国企业家,与在世界上纵横百年的跨国巨头相比,正相当于那还没成年或还没怎么下蛋的小鸡,可有裸捐的榜样,但不宜大面积敦促裸捐;如果过早地大面积逼其裸捐,恐怕多多少少有点“拔毛以献”的味道。

  被称作“全球捐股第一人”的牛根生,2004年底一场豪捐,可谓拉开了中国企业家的捐股之门(也拉开了全球企业家的捐股之门);接下来,2009年又诞生了曹德旺和陈发树两位;2010年呢,由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刺激,陈光标也要裸捐了。

  但往深了想一想,这四位仁兄的企业已经驰骋全球疆场了吗?没有。他们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事业”大概还都是“八字只写了一撇”,至于那“一捺”呢,最终能不能落下来,还真是个大大的悬疑!我常常矛盾地进行三面“旋想”:第一面想,这些钱如果能够直接助力该企业步入世界500强之列,是不是比现在他们的裸捐能产生更大、更久的社会效益?第二面想,这些钱裸捐出来,一方面在社会上发挥了极大的“造血效益”,比放在他们自身的创业层面更具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使人们了解了这个企业的本质,因此品牌更亮,于是也有助于他们步入世界强企之林;第三面想,如果这些钱在这些人支配下再创办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其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益是不是将超过直接裸捐出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呢?

  我思来想去,没有定解。相信全社会也不会产生惟一解。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并非只有“立刻”、只有“裸捐”才是最值得称道的,裸与不裸,早捐晚捐,这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可是,由于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到来,我们的舆论正在酝酿“一边倒”的气场:仿佛只有立刻捐了才是英雄,不立刻捐就是狗熊!

  对此,我只能说,守财奴是卑微的,但“裸捐”、“半捐”或者“四分之一捐”的时间表,不宜硬生生地套用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来华的时间去削足适履,而应由企业家们自己去定时间表!假使牛根生1999年就把他那创办企业的一百多万元全部“裸捐”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哪会有今天的“全球液态奶冠军”蒙牛?而且即使单单从捐出的数目来看,十年前他裸捐,只能捐100万元;而后来他裸捐的股份,今天其市值已经达到45亿港元。这个简单的倒推,相信能够让大家领会我所说的意思:要捐,而且要大捐;但早“拔毛”,还是晚“下蛋”,这是个问题!农村人都知道,夏天里的嫩玉米如果吃得太多太急,那么,秋天里的收获就要少得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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